上海的股票配资似乎还伴随着拍桌子的声音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陈伯达，下同）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也写一部份。记得是写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此处疑有不清字）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我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我以前写的一篇东西，说这件事时，漏掉张春桥这一句话，现补上)毛主席昕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和我交换过意见，虽然当时在会上只得沉默，但他是拒绝张春桥的谬论的。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说的话，给我惹起很大的后果。不管康生、四人帮自己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早已臭不可闻，他们必然要找机会对我提出这个比拟进行报复，而且报复我的，当然也不会只一个“爱恩斯坦”的名义问题。

周恩来同志曾向我透露关于九大选举常委的情况。他言辞中带着惊讶，“我未曾料到你亦名列其中。”江青曾公然表示，若黄永胜能够成为常委，她亦希望同列。于是，有同志提议，“不妨维持常委名单的现状，无需变动。”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所有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须经毛主席批准。”毛主席阅后，将“江青同志”四字划去。简而言之，她在北京的日子并不顺心。一段时间内，她与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密谋九大后的各种策略。他们为何不留在北京？原因在于中央会议和事务仍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遭遇了重重阻力。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

“那次西山的事，我有所耳闻。毛主席曾指示我将她送往莫斯科。我认为，江青提出的离开毛主席的这三次请求，都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北京西山时，尽管北京已经解放，但战争仍在持续，事务繁重，她却以个人私事干扰毛主席，声称这是‘忠于毛主席’，这岂不是太过荒谬？周恩来同志排除她的干扰，将她送往莫斯科，此举实属英明。”

江青的言辞与她的实际行动往往背道而驰。她心中所想，无非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夺取中央的权力。尤其是在九大召开之后，林彪与江青在权力争夺的道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夕，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与江青均在暗中积极谋求权力。至于他们具体的行动，我亦难以一一详述。当时，我曾向毛主席请示，希望能够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一番考察，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我随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我的行程，并得到了他的同意。然而，这段经历后来却被康生和“四人帮”当作我的重大罪状。实际上，在遵守纪律方面，我并无过错。在走访了数地之后，我返回北京，向毛主席及中央提交了一份简要的报告，其中并无任何阴谋。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指示我关注华北数地的相关事务，我遂前往青春（原文如此），并在此过程中自我反省，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按照纪律而言，这样的做法并无不妥。然而，康生和“四人帮”不仅对我进行指责，还无故牵连了一些优秀的同志，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九大之后，康生负责对宪法进行修订，并邀请我参与其中。据我回忆，康生最初拟定的序言并未提及人民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建设，仿佛中国的革命才刚刚随着“文革”的开始而展开。尽管在会议的讨论中有所补充，但并未赋予其应有的分量。讨论会是在怀仁堂举行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卫生间，突然听到吴法宪的声音很大，似乎还伴随着拍桌子的声音。当我走出房间时，讨论已经平息，不久会议便结束了。吴法宪并未离开，我询问他发生了何事。吴法宪告诉我，张春桥否认了毛主席是“天才”的说法，这让他非常愤怒。在听吴法宪讲述时，我认为吴法宪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同样认为毛主席是一位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承认历史上存在天才人物，称毛主席为“天才”并无不妥。然而，在与吴法宪交谈时，我并未对此事大加渲染，我只是觉得张春桥的行为有些可笑。时间不长，我便与吴法宪一同离开了怀仁堂。会议的其他人早已散去，但在怀仁堂门外，我看到康生的秘书李鑫独自坐在汽车上，尚未离开。我想，他可能是康生留下来观察情况的。

原本未曾预料，怀仁堂的一番对话，在庐山会议中竟然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风波。那所谓的“势如欲撼动庐山、停滞地球转动”，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康生和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及了吴法宪在怀仁堂时的激烈言辞和拍桌行为。吴法宪曾是“空军司令”，人们便联想到他或许能“撼动庐山”，然而我并无此能力，也无此技能，怎能去撼动什么？

陈伯达与林彪

在庐山全会的正式议程开启之前，林彪同志独自与毛主席进行了私密交谈，而周恩来同志、我以及其他与会人员则被安排在另一间屋子里等候，等待的时间虽不算长。林彪同志与毛主席的单独会面结束后，大会随即拉开帷幕。原本预定由康生同志报告“宪法草案”，但林彪同志却抢先发言，他所提及的内容主要围绕宪法草案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其天才论的问题。林彪同志发言完毕后，康生同志便向我发起挑战，要求我也先行发表意见。我并未发言。随后，康生同志便混杂着其他内容，穿插引用了林彪同志的几句话进行了讲话。会议结束后，我感到有必要询问林彪同志，他的发言是否已获得毛主席的认可。林彪同志答复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

告别林彪的居所，紧接着便是“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住处。我路过时，他们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寻找到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言论。我应允了他们的请求。然而，我答应此事实则有些鲁莽，因为在上山时，我并未打算就此问题发表任何看法。当时，我只带了《列宁选集》，已记不清是否携带着其他书籍。于是，我临时委托同行者在山上搜寻了一些资料。当晚，我便通过电话将找到的内容逐一告知吴法宪，并另行誊抄了一份，第二天在会议上交给了汪东兴。

我隶属于华北小组。在会议中，我的发言除了会议记录所载，我还事先草拟了几句简短内容，具体细节虽已模糊，但关于“天才”这一话题，我的观点已然提及。

华北小组的简报引发了一场风波，恐怕是因为其中含有诸如“揪出某人”的措辞。依我回忆，这类表述并非出自我之口，亦非李雪峰同志及华北其他同志所言。若我的记忆无误，此语当是汪东兴同志所出。

一日，林彪召集众人举行会议，我揣测此乃毛主席之授意。与会者除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外，还有汪东兴与我。在会上，林彪与汪东兴向我提及了二十年前的一些离奇往事。随后，全会上亦有人将其视作重大议题，再度提出。

建国之初，毛主席召唤我一同前往莫斯科。彼时谈判的节奏颇为缓慢，我因久未见到首个孩子（遗憾的是他已故去，当时他在苏联深造）而心生挂念，便将他接到我国大使馆临时居住，同时我也前往陪伴他两日。这一行为却成了我的心中疑团。当时我国驻苏联的大使是王稼祥同志；大使馆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并无外来人士的频繁往来；我无法理解，为何这一简单举动竟引发了如此的嫌疑。

在全会或是小组的集会上（无论是哪种场合，我都未能出席），有人特别提及了我参观“罂粟花”的经历，我不得不对此事略作说明。记得有一晚，苏联的联络官费德林（他精通中文）邀请我观赏芭蕾舞剧。尽管我在苏联有过留学经历，却未曾接触过这一舞剧类型。鉴于主人的盛情，我便向毛主席请示，得以成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年事已高，记忆渐衰，但关于此事，我仍能模糊回忆起：那部剧本讲述的是中国革命的故事，然而剧情却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有所出入。因此，在观看的过程中，我心中始终存疑，未曾鼓掌。费德林多次劝我鼓掌，但我依旧未动。直至演出结束，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尤其是他们对我国访客的热情，以及对中苏友谊的赞颂，以及对观众盛情的感谢，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

在剧终落幕之际，剧场指挥与我进行了一次交谈，并征询了我的观感。我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一名参与过中国革命的人士，我认为该剧的情节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这次观剧的经历让我感到不快，以至于带着遗憾离开。回到住所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经过，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观看《红罂粟花》的过程大体如此。而当听闻庐山会议讨论此事，并认为我因观看该剧而犯了错误时，我真是感到有口难言。

实际上，此次需我观摩该剧，旨在先探察国人对此的态度，作为邀请毛主席观赏的前期准备。然而，苏联方面仍坚持邀请主席观看，但毛主席早已从我这了解了剧情，因此并未前往。

在这场庐山会议上，这桩微不足道的小事竟演变成了我背负的重罪。

“你现在可以参观你想看的地方，尽管去看吧。”回想起当时，我不仅参观了列宁的集体农庄，还前往了列宁晚年养病及逝世的地点。在向引路人请求后，我记录下了自己的感悟。这些参观活动事先都曾向毛主席请示，并在事后向他进行了汇报。

鉴于所述内容与庐山会议的议题紧密相关，故此有所阐述。

江青与张春桥览过《华北组简报》后，起初显得有些慌乱，毕竟他们素来擅长“揪人”，如今却有人试图将他们置于同样的境地。正当“揪人”之风盛行之际，我曾向康生提及，自己此前对“揪”与“砸”两字一无所知，认为《康熙字典》中并无收录。康生随即查阅《康熙字典》，出示了这两个字，以此证明我的无知。然而，如今“揪”字却似乎要被加诸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这不正应了中国那句“以牙还牙”的古话吗？

我猜想，若有人提出“揪出来”，他们应当能够察觉。郭玉峰加入了华北组，他频繁出入康生与曹轶欧的交际圈，而康生与曹轶欧又常与江青、张又等人相聚，或许他们正是从郭玉峰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毛主席的会议场合，依我回忆，江、张二人并未现身，想来是因他们已向毛主席申诉，似乎已取得胜利，故无需出席。至于李学峰与我，虽同列与会，实则如同被告。那位倡导“揪出来”的同志，当时是否出席，我已无法确切忆起。自那之后，我便未曾再参与毛主席的会议。

在事件的演进中，我有幸与周恩来同志会面。他回忆道：

“江青与张春桥二人曾先至我处寻求交谈，然而尚未正式见面，他们便匆匆离去，径直前往毛主席那里。”

在那场紧张的会议落幕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想要见毛主席的请求。不久，毛主席的电话便接通了，邀请我前往。我心中喜悦，欣然应允。这次见面，无疑是我最后一次得以与毛主席面对面。握手寒暄之后，他关切地问道：“近两年来，你为何未曾前来探望我？”

毛主席的这一言，于我而言，承载着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记忆。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除了参加会议之外，我很少单独前往拜访毛主席，这无疑违背了以往多年形成的习惯。在解放之初，我最初住在党校，毛主席希望我能够尝试做一些工作，于是便让我搬至中南海居住。原因在于，从党校打电话来找我，至少需要半个钟头，实在是不便之至。搬至中南海后，与毛主席的见面变得异常便捷，我总能随时应召。然而，在“文革”时期，江青对我的会面进行了干预，她认为我每次与毛主席交谈的时间过长。有一段时间，刘淑晏（陈伯达的妻子——编者按）未经我的同意，我便暂居于钓鱼台，她却擅自通过公安部在我住处做了一件错事（检查脚印，这原本是无足轻重的举动，若我事先得知，相信我会阻止）。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了此事，江青便对我下达了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的住所，你们不能再住在这里，必须搬离。”

“我要回家了。”这使得我渐渐感到会见毛主席并非易事，因而逐渐放弃了单独求见毛主席的念头。此类事件首先涉及江青，向毛主席解释起来颇为尴尬。尽管这在党的事业中微不足道，但毛主席见面时直接提及“两年未见”的问题，可见江青挑拨离间的手段已产生了影响。

“你不妨去与那些曾与你并肩共事的同仁进行一番交流。”末了，他以铿锵有力的语气总结道：“团结起来！”

我遂前往拜访江青。抵达庐山后，江青曾两次致电，邀我赴其居所，然我均未前往；继而，她又来电表示将亲自前来，但她亦未如约而至。因此，我们始终未能谋面。此番造访，她便欣喜地呼我“稀客”，并未多言，便催促我随她一同前往康生的住处。

踏入康生的居所，首先遇见了曹轶欧，但她并未主动打招呼。步入康生宽敞的住所，张春桥与姚文元已先行一步，显然他们之间常有机会商讨事务。交谈随即展开，记得江青率先发言：“你们口头上声称支持林副主席，实则内心却在反对……”随后的讨论中，众人纷纷表态，但具体内容现已无法完整回忆。

不久之后，组织方面通知我，周恩来同志与康生同志将协助我撰写反省材料。

周恩来同志素以寡言著称，是康生在会上进行了发言。至于我在庐山所作的检讨发言，其内容几乎完全依照了康生的指导。

“无需害羞”。

检讨会的次日，我心中一度以为一切已告段落，便萌生了归隐田园的念头。转念之间，却感到一丝释然。或许恩来同志担心我的状况，特地派遣了医生和护士前来探望。我打算前往庐山游览一番，便邀请他们以及负责接待的同事们同行。在途中邂逅美景，我们共同留下了几张珍贵的合影。拍照之后，我们又继续畅游山水之间。这一天，无疑是自抵达庐山以来我最快乐的一天。

然而，风声四起，悲情随之而来。传闻如此流传：“陈伯达并未显露出悲痛之情，反而外出游山玩水。”于是，会议再次召开。彼时，我已无法出席任何大小会议，但简报似乎依旧可见。关于我的诸多事宜，多数是从这些简报中得悉的。

“所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配合，并非意味着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均无协作”，并列举了具体事例以佐证。

在那个特定的境遇中，周恩来同志竟然如此坚定地支持我，这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无私。

返抵北京后，我心中充满了对毛主席及党中央的深深歉意，渴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宽恕。夜晚，我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希望能够见到他。片刻之后，毛主席的秘书回拨了过来，告知我：毛主席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身心俱疲。我自然不便再添麻烦。

致电康生，却未能得到回应。尝试转接至曹轶欧，她同样未予接听。

然而，在拨通周恩来同志的电话后，他的秘书便请我稍作等待。不久，周恩来同志亲自接听了电话。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亲切之情，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周恩来同志从不因个人过往的失误或遭遇困境而予以轻视，反倒是倾注希望与鼓励。我认为，这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体现。

返京之后，连日夜晚，我常漫步于郊外，试图借此驱散内心的烦忧。不久，接到了一纸通知，告知我暂停外出，因国庆佳节临近，当局担心我可能遭遇外籍人士。

自此，我便被囚禁于家中。那两位负责管理文件的同事也被调离岗位，声称是要他们参加学习班。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可能是即将被逮捕并送入监狱。面对这样的困境，我感到无比绝望，于是向那位负责药品管理的同事请求：在即将实施逮捕的时候，请他想办法给我一些安眠药。然而，当我提出这个请求时，他考虑到可能会引发事端，便将药品退回了医务所。

“我在阜平确实曾行善积德。”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数日之后，或许是我于狱门前所吐露的那番话语已被上报，我便被转移至三楼一隅（整个楼层仅我一人被囚禁），随即陷入了沉睡。

生活优渥至极，每日均有医师亲自诊治，饮食丰盛，甚至远胜于家中之食。我之生命得以延续至今日，实感秦城管理人员的辛勤付出。当然，他们是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此我深怀感激。我衷心感谢党的领导，感谢毛主席以及周恩来同志的崇高风范。

我暗自思忖：只要生命犹存，问题总有得以厘清的一天。于是，心绪逐渐平复，自杀的念头也随之消散。

我满怀感激，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恩情。在过往的三十年里，他给予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得以粗略地理解中国革命的若干真理。毛主席还为我提供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便利条件。尽管我学识浅薄，时常犯错，即便有过一些研究成果和文字创作，也常存在瑕疵，难以经受严格的检验，这只能反映出我的不足。我深刻体会到求知的艰辛。学生不成才，不应将责任归咎于老师。

我必须承认，毛主席堪称一位伟大的天才。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堪称空前绝后。诚然，历史上每一位天才人物，即便是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也难免存在某些不足或失误。稍加浏览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便能略窥这类问题一二。

此外，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人先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便断定其出身注定，从而认定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将他归类为永恒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显然并未持有这样的观点。以梅林为例，他起初并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最终转变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在与他的通信中流露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如此赞誉梅林：“梅林不仅是一位心甘情愿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更是一位擅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高手。”

康生及四人帮自诩为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自己永远正确，并对持有不同意见者视为犯下弥天大罪，认为其恶行将祸及子孙三代。他们是否真的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回顾我在前文提及的庐山会议前后的种种事件，除了林彪的罪行之外，我认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其中也扮演了极其关键的制造者角色。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且与他人交流常受阻挠。

我自认愚钝无才，即便有幸常与毛主席相见，亦难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毛主席与广大同志的交流已遭受江青等人之破坏，其行事难免存在不足，甚至犯错。即便伟大英明如毛主席，在晚年遭遇此类挫折，亦令人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凡在“文革”期间所犯之罪，若与我之职责有所关联，我自当毫无推诿地承担起责任，决不将罪责转嫁他人，更不敢对毛主席有所推卸，否则我将罪上加罪。

注释

1931年9月4日，陈伯达在天津被捕，随后被押解至北平，并被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翌年，即1932年，他获得了释放。1933年伊始，陈伯达前往张家口，加入了吉鸿昌的部队，投身于革命工作。同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次日，陈伯达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召唤，迅速抵达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人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了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行动。在此期间，他还肩负起起草北平学生运动宣传大纲的重任。到了1936年春天，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天津，接任北方局书记一职，并对北方局进行了改组。他提名彭真担任组织部长，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部长，林枫则被任命为秘书长。

自1937年起，我辗转至延安。此后，我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教职，并在马列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职。1939年春季，我被调至毛泽东的办公室，自此成为他的秘书。陈伯达同志在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后，他又被递补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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